每个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都有捍卫自己真实想法的权利

  今年是S.A.阿列克谢耶维奇第二次来到中国。27年前，苏联尚未解体，她作为苏联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27年后，苏联解体25年，她以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的身份再次到访中国，并且带着一本名为《二手时间》的新书与中国读者见面。该书讲述了1991年到2012年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

  “俄罗斯或者苏联的问题是急于向过去告别，但对未来没有清醒的认识，不知道什么是未来。一个人没有未来，很快变得焦躁。最主要的是，就会没有对生活的希望”，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除了白俄罗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其记者身份，以及随之相关的非虚构写作。1972年，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明斯克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就开始了记者生涯，进行非虚构写作。在她得奖之前，上一次非虚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62年前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来自：《纽约时报》

  在去年的颁奖词中，诺奖评委会写道：“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所谓“复调”，指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还原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时，让不同的人都发出声音，形成多声部。

  阿列克谢耶维奇每部作品都要采访上百名事件亲历者，大多数是普通人，历时五到十年才能完成一本书。她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关于二战苏军女战士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和1979年到1989年苏联占领阿富汗的《锌皮娃娃兵》等。《二手时间》则是她“乌托邦之声”（以苏联为主题的五部作品）系列的最后一部。

  如果你曾经阅读过她的书，你可能会记得一些极为细致的细节和口述。它们以一种平淡无奇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因此带有极大的震撼力。阿列克谢耶维奇基本上不对被采访者进行总结或者评价，她只是让他们自行叙述。就连那些拒绝的言辞，有时候也被一并写下来。

  或许因为作品主题总是围绕诸如切尔诺贝利或者阿富汗战争之类的重大历史事件展开，你会感受到历史、国家、人性、体制扭曲在一起时的荒诞和无力。尤其当你意识到眼前的文字并非虚构的时候，这种感慨尤为强烈。同样的感觉，你在普里莫·莱维讲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也能体会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叙述有点相似，只不过莱维通常叙述的是亲身经历。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每个人都有捍卫自己真实想法的权利。这时候我们才能客观地看到在当时当下的历史时刻，真正发生了什么。

  而在一些读者看来，阿列克谢耶维奇继承了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着力探讨人性、灵魂和痛苦等宏大主题。

  但也有人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写作中选取了前苏联历史中敏感的部分，不同于官方叙事，所以被认为是“叛国者，不爱国”。

  正是由于这些批判当局的写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得不离开白俄罗斯到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典和其他国家居住。2011年，在经历了十年西欧的漂泊生活，她终于回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

  “在所有独裁体制下，作家总是很脆弱。（但）人不应舍弃与祖国的纽带以及对它的责任，所以我又回到了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说。

  1992 年的莫斯科，来自：《纽约时报》

  今年8月，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明斯克先后来到了上海书展和北京书展。25日，在北京书展《二手时间》的读者见面会现场，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她。由于不适应中国的天气、身体欠佳，这位67岁的作家取消了签售，但依然坚持为中国读者分享了她个人对写作、历史和自由等的看法。

  为了让你更直接地感受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决定把此次现场的对话部分节录下来。

  现场部分实录：

  Z：主持人；S：S.A.阿列克谢耶维奇

  Z：为什么这本书叫《二手时间》？

  S：大家一说二手，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二手衣服。我叫“二手时间”这本书是我对自己国家当时发生事情的一个诊断。我这么叫是有一定寓意在里面的，我们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彼此各自成为新的国家之后，本来应该有自己的一套民族的东西，新的想法、新的看法和新的观点。

  而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什么都没有新的，我们都回去了，以前是什么样，现在又变成这样。这就是《二手时间》这个名字的初衷。我非常遗憾，应该有新的东西，但还是回去了。90年代的时候，大家喊要自由，但是这些喊自由的人有几个懂得什么叫自由？大家都以为明天会有自由，但是你想在监狱里铁窗下的人，他一辈子都不会走出铁窗，自由就没什么意义了，他也是自由的。

  我们带点浪漫主义色彩去理解这个自由，自由貌似离我们很近，但是这条路却很远。只有到现在我们才感受和明白，获得自由的道路如此漫长。实际上在我采访的这些人，我也问他们什么是自由，很多人给不出答案，因为他甚至没有深刻地想过这个东西，他已经很习惯地去接受。所以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一条很艰难很长的路。

  Z：对于这部作品，您说已经采访了200多个人，写作时间五到十年，您如何去组织如此多的采访素材？

  S：毫不夸张地说，我的书房就像是一个纸张的库房，各种各样的纸张堆在一起。写关于爱情的小说，关于历史的小说，本身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到第四、第五年的时候，自然而然那种线索和脉络就会呈现出来。

  其实最难的不是如何去搜集这些材料，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最难的是如何让它所呈现出来的东西，能够在每一个读者那里获得共鸣。这个话可能比较难解释，第四年的时候会形成一种东西，一种本能性的精神层面的力量。

  现在像文学创作、音乐，偏文艺的领域，很多东西是不可琢磨，不可描述的，就像柴可夫斯基也有过一些名曲，导演想让它清楚地再现，描述出来，他就是在一种不是很多人能够体会和理解的状态下，才会创作出来一些东西，然后记录下来一些东西，所以他就是在本能推动的时候才会产生。我们写书还是通过文字，写出来给大家传达这样一种感情。但是音乐和文学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用文字去体现，是完全另外一种表演和呈现方式。

  Z：您的新作品是关于爱情和老年的问题，在以往的作品里面，很多是关于大时代背景下的爱情，但是那种爱情看起来比较悲伤，这个新作品里的爱情故事跟以往有什么不同？

  S：最开始的那一批书大概是五本，我的关注点是被大思想包围的人，现在我的关注点有点变化，现在的人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更关注永恒的话题、爱情和死亡，他更愿意利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些大事，要说区别的话就在这里。一开始我觉得跟那些谈论爱情、谈论生死的人打交道，是不是驾驭起来会轻松简单一些，没那么悲情，但跟我设想的是不一样的，谈论爱情、谈论死亡的话题，要比原来那些书更复杂一些。

  Z：您觉得爱情是什么呢？

  S：我为了写爱情的书，采访了 200 多个人，问 200 多个人这样的问题，会给我 200 多个答案。我昨天听到了一个很好很棒的答案，字面的意思是，爱情是很棒的一幅画，画里有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很哲学的回答。什么是爱情这个话题，跟别人去谈，谈起来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切尔诺贝利，来自：thenational

  Z：之前您说用诺贝尔奖的奖金建立一个写作俱乐部，帮助非虚构写作的作家，其实在中国有很多非虚构写作的作家，如果他们想加入这个俱乐部，您有什么建议吗？

  S：我是来自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明斯克是一个小城，白俄罗斯是一个小国，我们那里信息并不是很多。所以我想建的是一种字面理解叫智力俱乐部，请一些专家过来做做讲学，给我们当地相关的人更多的认知的机会，了解信息的机会。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很多困难的因素，但是像知识分子，一些社会精英，是有责任和义务更多地传播自己的知识，更多地帮助别人，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更多地来到我们这里，跟更多人分享，亲自跟我们交谈一下。

  这个精英是指比较精英的作家和创作者，他们有义务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解释，我们这个社会上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跟我们剖析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原来我们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之前；现在苏联解体了，如果我们一直还在这种被解体的精神状态下，肯定是不行的。虽然同宗同源，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冲突，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应该是让我们警醒的东西。

  Z：您的书中有多种第一人称的结合，还有多种时间和空间、环境的结合，他们将之称为复调式的写作，为什么您会用这种创作的方式呢？

  S：其实我的书里是有很多角色，很多声音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自己的一些事情，是这样一个多声部的作品。我们其实也受那种从众文化的影响，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也说什么，比如事情发生之后，他说斯大林是不对的，我也说这样，其实应该像我的作品里面这样多声部，每个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很多人在这种文化下，丧失自己应该有的责任感，斯大林好不好，其实他也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每个人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其实更看重的是我所有这些书里的声音，他们表达着自己真实的一些想法，他们都有捍卫自己真实想法的权利。这时候我们才能客观地看到在当时当下的历史时刻，真正发生了什么。

  Z：您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外是谁？您如何定义自己？

  S：我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一群人当中的一分子，我们试图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我们要怎么做。我很爱我的生活，我是很幸福的一个人，因为当你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搜集材料，约这些人去访谈，我把它们整理出来，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这都是我喜欢的事，我干着我喜欢的事，所以我是幸福的人。

  同样的问题我也提过，我曾经给一个波兰的作家同样的问题，他是谁，他的答案给了我提醒，我是一个世界人，不是说我是哪一国的，给自己一个限定，而就是时代的一分子。其实我写过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书，也是我曾经创作的一个主题，我也亲历过切尔诺贝利区域，你在那的时候，你随时会被一种感觉所包围，你已经忘记了你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你只是觉得，因为这样的灾难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一个人。

  灾难，特别是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核灾难，它的发生有另外一个好的点，帮助我们唤醒我们反思自己，开始从自身上考虑问题。关于切尔诺贝利那本书在十个国家出版，它告诉大家的是一种警示和警醒，不是说人怎么没的，并不是说谁把谁打死了，而是太阳照常升起，一切很正常的时候，人和生命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来自：qz

  Z：您的小说中呈现了惊心动魄的人生和细节，不知道这是怎么产生的？

  S：我在写一个什么事的时候，像这种灾难和故事的时候，其实我的思维没有限制在一些具体的事里，我更多是把经历这些事情的人的人性的东西展现出来。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在战争或者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爱着谁，我们为谁而感到遗憾，我们在等谁，所有这些人性上的一些东西，都会在历史和社会事件的大背景下体现出来。其实就是在很微小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发生着这些世界中很大的事，其实每一个微小的人都是这个大事的经历者。

  Z：使用口述采访的方式搜集素材时，您通常采用什么方法保证人们口述内容的可信度，是真实更重要还是感受更重要？

  S：我跟很多人聊，很多人谈，谈的时间很长，谈的东西也很多，写了很多，形成了很多材料，但是我真正写出来的并不是全部，而是个别的几行字。存在着一种对比，拿过来材料的本真的面目，以及通过艺术的手法创作出来的艺术性，中间还需要再加工。而且我的很多书也成为很多纪录片的剧本，也拍了很多纪录片，在里面也能够看到真实的人出镜讲述。

  Z：我感受到在你庄重大气的创作中有着可爱的语气，这种可爱的语气是固有的属性吗？

  S：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善有恶，有好有坏，不可以剥离开。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一阶段遇到的都是不好的恶的这一面，负面的东西很集中，但是有赖于人性的美好，有赖于善良的这些东西，你会去战胜你觉得不好的阶段。其实从本性上来说，人是很容易失落和失望的，但是我还是很爱这样的人。

  其实人也有这样的一面，其实我在阿富汗战争中看到了杀人和被杀的场面，确实很难遗忘这样的场面，很难度过这样的场景。总的来说，我就是希望我的书，让大家看到的更多的不是恨，而是传播爱。我创作的目的和意义并不是把那些阴暗的、吓人的、阴森的东西聚集在一起，把读者吓一跳，我希望大家感受到真善美的方面，对大家精神方面有些促进作用，帮助大家成为真正大写的人。

  Z：您写了这么多作品，若干年后，当人们评价您的时候，您自己希望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S：你要说评价，刚才最后一个问题，已经给了我最好的评价，当读者们在我的书当中感受到的不是恨，不是恶，而是美好，这就是你们对我最好的褒奖，我就是为了爱而生，为了爱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