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的忧伤：抑郁纠缠，非毒即酒

  法国女作家萨冈

  ◎赵洺

  2004年，朱斯蒂娜·莱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没什么要紧》，一举创下可观销量。书中不仅披露了许多八卦，也自爆长期依赖精神类治疗药物。其实莱维的家事在法国基本家喻户晓，不是她个人名气大，也不是因为她那明星范儿哲学家老爸——贝尔纳-亨利·莱维，而是八卦的另一主角布吕尼，当时是娱乐圈红人，几年后成为了第一夫人。布吕尼无情抢走了莱维当时的丈夫（没几年就把他甩了），莱维从此长期陷入抑郁，靠药物及毒品维持生活，后被老爸送去强制戒毒。无独有偶，2010年，莱维成为萨冈文学奖评审团成员。说到她的这位著名老前辈萨冈，自打22岁出过一场严重的车祸，生活也抑郁得一塌糊涂。她自己对记者说：“我能找到唯一得体的东西，也就是说，用来逃避生活的聪明点儿的办法：就是鸦片。”

  新晋畅销女王德·维冈也不能幸免，她在自己的新书前言里提到了一段抑郁时光，从不敢打开Word软件，到手指接触键盘就颤抖，整日枯坐在桌前，一接到约稿电话就胃绞痛。作为曾经与厌食症顽强作战的女勇士，也难逃此关。还有两个最著名的例子不得不提，伍尔芙和杜拉斯，一个最终自杀身亡，另一个试过未遂，终生靠酒精维持生命。听起来凄凄惨惨切切，但她们都留给读者美好的文字，除此之外，她们的生活本身也是作品，无须用文字撰写的悲喜剧。

  欧洲文化史中，女作家是女权主义思想的先驱者。先有乔治·桑、科莱特，后有波伏娃，她们都不是仅仅在写作。当社会赋予“写作”字面以外的意义，它的社会属性就自然而然彰显在社会生活中，尤其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的欧洲。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数代女性斗争的结果。时至今天，女权运动在各个领域开花结果，反倒在写作领域日渐势微。甚至很多女作家旗帜鲜明地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强调自己只是写作者，没有主义。杜拉斯走得更远，直接投奔了共产主义，虽说后来和法共决裂，但声言：“我心深处永远是共产党员”。

  荣誉、信仰、金钱、才华都没能阻止她们被抑郁纠缠，非毒即酒，最令人唏嘘的就是萨冈，出名趁早，18岁出版《你好，忧愁》，拿版税拿到手软。1968年5月，她驱车前往拉丁区看望集会的学生，被堵在门口质问：“萨冈同志，您是开法拉利来支持革命的吗？”萨冈回答：“错，是玛莎拉蒂。”年少得意的她晚景凄凉，死后留给儿子100多万欧元的债务。

  科莱特的境遇和萨冈正好相反，一生坎坷，经常为钱发愁，迫于生计一边写作一边演歌舞剧，因为着装暴露不被当时的风俗接纳，落下伤风败俗的恶名声。1954年去世，被天主教教堂拒绝以宗教仪式安葬，然而法国政府却为她举行了国葬，她是法国历史上首位享受此待遇的女性。

  历史铸就传奇，身在其中的女作家们各有各的忧伤。也许写作正是从这忧伤中孕育而来，外人看着唏嘘，而其中滋味，恐怕只有她们才能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