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山》：感谢自己踩出的这些烂脚印

  ■电影《喊·山》明起公映 导演杨子接受早报专访不避谈拍商业烂片黑历史

  电影《喊·山》讲述了女主角红霞（郎月婷饰）在失语状态下，与男主角韩冲（王紫逸饰）相识、相知，化解各种误会，最终相爱走到一起的爱情故事。

  导演杨子

  由青年导演杨子创作，郎月婷、王紫逸领衔主演，根据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喊·山》，将在今年8月26日登陆各大影院。该片是上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并参加了国内外多个电影节的展映。

  “喊山”来源于山西的传统民俗，生长在大山里的人在深夜回家的路上吼一嗓子，既吓唬鬼神野兽，也是向家里报平安的方式。而影片中的“喊山”更像是一种解脱与自由的呐喊。被《综艺》称为“中国版《狗镇》”的这部电影，初看片名，会很容易联想到《盲山》《转山》之类的“穷乡僻壤”的文艺片，而事实上，《喊·山》的故事的确发生在大山深处的农村，不过影片既有文艺片关注的题材与主题，也有商业剧情片的浓郁的视听感受和类型化尝试。

  面向媒体场的点映，片方向媒体强调，这并不是一部小成本电影，1500万元的投资对于一部农村题材来说的确能达到一定质量上的保证。而导演杨子在处理这样一个故事时，在淳朴与愚昧的农村里，激发出几乎处于饱和状态的情感，毫无保留地煽情，将一段带有欺骗和救赎意义的爱情尽可能地浪漫化，也在其中加入谋杀、悬疑等冲突激烈的类型元素，打拐、家暴、伦理等现实话题则被淡化得若隐若现。

  这样的杂糅风格与导演杨子的“出身”不无关系。翻看这位80后青年导演的履历，书写着《宅男总动员》《恋爱三万英尺》《对不起，我爱你》《娜娜》等一系列豆瓣评分“3”字打头的“黑历史”。自称完完全全“拍商业片”出身，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却不是一个钻研电影基本功底的“学院派”，号称“可以靠脸吃饭”的他读的是表演系，却中途改行做起了导演梦。

  如果说毕赣、忻钰坤之类的青年导演，代表了大多数时候人们认识青年导演的方式——凭借一部好作品出头，惊艳亮相，继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杨子则代表了另一批风风火火地走在电影产业阳关大道上的年轻人——即便在面对资本和市场毫无话语权的情况下，也拼命想要拥抱一切机会，无论电视电影还是网剧，没有空间思考商业与艺术的平衡，只想尽快进入这个行业，吃上这碗饭，干上这单活。

  这一批风风火火的“实干派”青年导演无疑是如今市场上每年充斥的烂片大潮的生产主力军，而杨子说，既然当时选择做导演，心里总还是有些文艺情怀的。《喊·山》就是杨子的初心。

  这部电影的剧本着手于杨子毕业后的迷茫时期，对于这个剧本的写作，他毫无企图心，也没想着能拍成电影，纯粹就是看到了喜欢的故事，想给自己做个习作训练。之后几年，他拍着烂片，但有空的时候会把自己的一些灵感和心得经验作一番整理，再翻出这个习作，实际改动一番算是实践。这本“习作簿”陪了他六年，每年都改一些，加下新东西。

  直到2014年，他帮所在的公司给北京电影节投递剧本，公司的几个本子要投“最具商业潜质奖”，他负责下表格填资料，投的都是类型化的商业剧本，杨子一时兴起想着“捣个乱吧”，就顺手把自认为最没有商业潜质的《喊·山》本子一并投出，没想到这个剧本最终拿下金奖。那时候他甚至还没有找原著作者谈过改编版权的问题。

  如今回想当时，杨子说，这部电影对于他“像打开了一个时间胶囊，提醒我的，不是这么多年长大了多少、获得了多少，而是丢失了多少、忘记了多少”。他承认自己曾经被市场和资本调遣得迷失：“我突然发现，我曾经可以把一个剧本写得这么扎实，今天的我完全写不出来，那种感觉实际上是很沮丧的。可是我又知道这是我写的，我只是需要把它找回来、想起来。”

  ■对话

  “不会像以前那么肤浅和纯商业”

  早报记者：你觉得之前拍的那些商业片对你拍《喊·山》有什么影响？

  杨子：是讲故事的方法，以前讲故事时套路都很明显，在几分几秒给观众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刺激，故事怎么反转……之前的片子让我把这一套东西练得很熟练。但是这个影片让我学会甚至领悟到怎么把这些技巧藏起来，用到最合适的位置。

  当然，之前的经验有很多失败的因素存在，我从那些失败里总结了非常非常多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变成最无价的东西。每次的片子都是全新的一个失败的课题，然后每次我都在解决新的问题。在这部《喊·山》里，我终于可以把从所有的反面教材里学到的东西全部用正面的方式运用出来，所以很感激之前的那些失败。

  早报记者：你倒是不介意说自己有一堆黑历史？

  杨子：完全不介意。人得学会面对自己的过去，藏是藏不住的。比如说有的导演是一步一个脚印，我是一地烂脚印，所以很感谢自己踩出了这些烂脚印。

  早报记者：包括摒弃了比较尖锐、痛苦的部分，专注于爱情，这是来自于一个商业片导演的自觉？

  杨子：其实我不确定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对的。但是，我想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读解一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一种题材，究竟观众会不会接受这个压力也是有的。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的作品更多像习作一样，它赋予我的是拍电影的一个基本功，故事的核心就是突出这两个人物的推进，怎么去细腻地，怎么不是特别做作地去把这种情感的一个发展呈现在公众面前，这个是根据文本来走的，按照剧本去实现的。

  当然这个剧本或这个故事的架构本来有一些可以走得更深的空间，但既然是主观舍弃的，也一定有自己舍弃的原因。当然我也做过评估，如果我不舍弃，这个影片最终呈现的一个面貌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它会失衡。而且我既然是想拍很浪漫的这么一个故事——虽然带了一些悬疑的故事走向，可是如果我再把我的重心，再把观众的注意力拉出一部分，去关注这个社会事件问题，再对这个社会事件问题进行剖析，对这个进行批判，再赋予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我并不擅长。

  还有我觉得，可能很大一部分观众，包括我自己在内，不想再看到另外一部告诉我应该去剖析、去批判这种社会题材的电影了。已经有很多这样的电影，他们也已经做得很优秀，我这部影片来讲，它的功能性也好，还是它最终的一个追求性，我觉得可以暂时淡化这个方面的一个呈现吧。

  早报记者：通常青年导演都是先自己去积累一个偏文艺或偏个人化的作品，然后再慢慢进入到商业片这边，你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成长路途是不是可以算代表了另外一类青年导演的成长道路？就是其实市场给了他们机会，但选择并不大或者其实也是被市场逼着在走另外一条路？

  杨子：其实我当初走的那条路，恰好是今天很多有机会的年轻导演都在走的路，包括很多拍网剧的，就是抓住机会去实践。其实现在很多导演，拼的不是专业的科班出身或者专业作品，拼的是脑洞和想象力，或者说对网感的这种反映能力。

  我刚出道时是2007、2008年，很多导演当初来在片场跟组，或者拍MV、广告，从副导演做起来，慢慢一步一步熬。我自己学表演出身，再加上其实我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让我学会了怎样去找捷径。走捷径的时候一定会走很多弯路，但是要比你不走强，就是认定了先做起来。而且我就是要当导演，不当副导演，因为副导演是在执行别人的想法，我的想法我不验证就算是错的，我也知道我能学到东西。

  早报记者：可能年轻人在那个阶段他确实没有话语权，也非常容易被各种因素带着走，就必须要去迎合？

  杨子：完全没有话语权，这也是为什么李安导演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说的，年轻人放慢脚步，别着急。我当初就是很着急。现在身边的这些年轻同行们走的路，跟我当年走的路是一样的。

  早报记者：这个片子的剧本写了六年，从2008年开始写时你特别无欲无求，但是六年之后，整个市场更热了，但偏偏是这个片子让你尝到了和之前做商业片完全不同的一种个人创作的甜头，那你后面的创作选择上会怎么样，你觉得你能慢下来吗？

  杨子：继续选择“甜头”，我很喜欢“甜头”这个词。2008年写的这个剧本，我2014年翻开时，就像打开了一个时间胶囊，提醒我的，不是这么多年长大了多少、获得了多少，而是丢失了多少，忘记了多少。我突然发现，我曾经可以把一个剧本写得这么扎实，今天的我完全写不出来，那种感觉实际上是很沮丧的。可是我又知道这是我写的，我只是需要把它找回来、想起来。所幸拍这个片子帮助我找回去了、想起来了，然后又把这个本子改得更好，把这么多年得到的东西，获得的成长的东西，融进了以前的这种初心。所以我也会说这个片子更像我2.0阶段的一个处女作，或者是1.0阶段的一个毕业作。

  早报记者：所以说后面在写作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太会那么跟着投资方的节奏走了？

  杨子：这个既有由内而外的一个创作的主观改变，也有由外而内的改变，因为我现在算是一个成熟导演了，也会获得更多的信任和创作的自由，所以当有了这份自由的时候，我有了这份创作洁癖之后，剧作上不会像以前那么肤浅和那么的纯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