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金给爱伦·坡提鞋都不配？

  如果说《短篇小说家与作品》以爱伦·坡为核心人物之一，那么爱默生是布鲁姆标榜正典阅读的最大靠山：爱默生所说的“读者的崇高”是他所有工作合法性的来源。我们要读他人的书，因为“他人的写作或言语中感动我们的东西，必是我们自己之内最古老的东西……我们自己之内的上帝。”

  文｜云也退

  据说一个 “好命” 的人得符合两个标准：100 岁时 “还没挂在墙上”，200 岁时 “还挂在墙上” 。很有道理，不过同时满足两者可太难了，如果两者择一，那么 200 岁还挂在墙上的人，肯定比自然寿命超过 100 岁的人还稀少得多。在耶鲁和哈佛都执过教鞭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可以说是以生产不朽者为业，从而也让自己不朽的人。他的名字和一大批作家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封面上：“哈罗德·布鲁姆导读版欧·亨利”，“哈罗德·布鲁姆导读版康拉德”，“哈罗德·布鲁姆导读版乔伊斯”……要是觉得 “生产” 这个词太 low，那就换成 “打造” 好了。

  都说布鲁姆是“正典主义者”，眼里只有莎士比亚以来的“西方正典”，他推崇的作家基本都是所谓“死白男”——已经死了的白人男性，他们都体现了一种普遍的西方价值，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架设起了一道“严肃文学”的门槛。对此，最有说服力的一件事，是他2003年向斯蒂芬·金的开炮。那年，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授予金年度“美国文学特殊贡献奖”，当时惹得布鲁姆发难，他说，这个荣誉的颁发“在我们可怕的、一路下行的文化生活中又创了一个新低。”“我早说过金就是个写廉价惊险小说的，不过也许就连这样的评价都太仁慈了——他跟埃德加·爱伦·坡没有一丁点共同点。他无非就是一句接一句、一段接一段、一本书接一本书地写，远远够不上一个作家。”

  斯蒂芬·金

  金写了五十多本书，每本都是这颗星球上的超级畅销读物。不过，若说众多的“布鲁姆导读版”表明他旗下的正典作家都不好读，没有他这样的向导力捧、解析，纵然“不朽”也只是曲高和寡，却也未必。在《短篇小说家与作品》这本布鲁姆论众作家的短文结集中，有相当一些严肃作家在他眼里都属于“流行”——叫好叫座。例如莫泊桑就是一位。“莫泊桑是真正‘流行的’短篇小说家中最好的，”他写道，“成为流行艺术家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人了。”

  看来畅销的斯蒂芬·金，跟流行的莫泊桑不可同日而语。是不是布鲁姆厚古薄今呢？莫泊桑哪点能比斯蒂芬·金强，有资格厕身布鲁姆的评论专著呢？“任何一位读过普鲁斯特、乔伊斯、亨利·詹姆斯、福克纳及其他小说大师的严肃读者都不会在乎斯蒂芬·金”，而莫泊桑再流行，也有着“艺术家”的本色，关怀人类，而不只是取悦读者。布鲁姆谈到了莫泊桑的身世：十几年身受梅毒之苦，自杀未遂后被关进精神病院，了却残生，其最恐怖的小说《霍拉》“与他病情的结果有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够格被布鲁姆批评的作家，作品里起码得有这么一些生命质素。而斯蒂芬·金的哪一本书是可以做如此解读的？也许有，不过布鲁姆肯定嗤之以鼻。

  泊桑

  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批评家的职责就是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文学世界就缺少了阶级差异。斯蒂芬·金被排除在正典大师们之外，但更直接的比较是，“跟埃德加·爱伦·坡没有一丁点共同点”——问题来了，为什么坡能被布鲁姆拿来作为标尺度量别人呢？

  因为在悬疑恐怖这一体裁里，坡是最早的探路者。坡的名字在《短篇小说家与作品》中出现概率很高，例如谈到雪莉·杰克逊的短篇名作《抽彩》，布鲁姆说，杰克逊和坡一样，他们的小说“都让读者感觉到一种明显的构思”，而故事的艺术效果“也和坡一样都是精心设计好的”。写到这里，布鲁姆都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唉，坡真是绕不过去啊；他写下的噩梦过去是、现在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可的。这一点挽救了他，哪怕他的文风有毒，作品也缺少微妙的变化。由于被翻译加了很多分（哪怕是英译英），坡得以流传下来，无法抛弃他，也无从躲开他。”

  爱伦·坡

  他真是目光如炬，而且很懂批评家的本分。埃德加·爱伦·坡的文风“有毒”和“缺少微妙变化”这两点都被他抓准了，我读坡的感受就是，他写的是初期的恐怖小说，跟同处19世纪的E.T.A.霍斯曼乃至列斯科夫处在同一级别，制造恐怖感的手段相对粗硬，看过两三篇就知道他就这么两下子，但是，坡的文笔确实又有种勾人魂魄的魅力。这段文字表明，布鲁姆对其眼中的“正典”作家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欣赏的，作为批评家，布鲁姆宏观地指出，坡确立了恐怖悬疑小说写作的技术性：精心的故事构设，心理效果，以及“有毒”的笔法，这笔法既是作家的长处，也是其无法突破的局限。

  坡也属于“流行”一类，就在写莫泊桑的一篇里，布鲁姆做了个辛辣的比较：作为“流行的”短篇小说家（若按原文，这个短语也不妨意译成“说通俗故事的人”）的莫泊桑，“在很多地方优于欧·亨利……而且相比于讨人厌的坡，莫泊桑可是令人喜闻乐见得多了。”——相当于把酣梦之中的坡先生又给狠狠踩了一脚，更可见得连给坡提鞋都不配的斯蒂芬·金有多么不堪入目了。读至此，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布鲁姆对坡到底有怎样直接的评论呢？他一眼便看透了坡的弱点，也乐于将他论定为某种邪物；与其说他欣赏坡，不如说他欣赏自己的这种欣赏——它体现了批评家的独到之处。

  “批评家，甚至好的批评家，也会出于某些最奇怪的理由而赞赏坡的小说。”——布鲁姆论埃德加·爱伦·坡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把坡从由梅尔维尔、惠特曼到福克纳、海明威这一系“大师”的行列里分离了出来，变成了自己的庇护对象：坡是被批评家发掘的，他们最偏爱坡，尽管坡的缺点如此明显。如布鲁姆所言，坡的小说，看个开头就差不多能猜到结尾，就连坡最优秀的短篇故事和散文诗也是被拔高了的，“恐怕是因为坡的批评家们很可理解地乐于看到他被正名吧。”——凭这句话，布鲁姆又把自己同批评家同行之间划了一根界线。

  相对于“好的批评家”，他更喜欢的角色是上帝：洞察一切，不但洞察作品的是非短长，而且了解普通读者所见以及批评家的心理。埃德加·爱伦·坡给了他一个逞能耐的良机。布鲁姆一边强调，坡在他的心目中地位远不足以撼动“大师”阵营，且作为“流行”必须给“严肃文学”让道，一边告诉我们他对坡的魅力之源看得何其清楚：“在坡的小说里，没有人是自由的，也没有人有狂野的能力……每个人都受制于宇宙和过往。”这种局限恰和惠特曼、爱默生、梭罗这些站在空旷的北美大陆讴歌野性与自由的人相反，而体现出一种醉人的宿命气息。

  哈罗德·布鲁姆，“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

  有些人渴望自由，有些人却着迷于被约束，比如我们身边的许多人喜好看风水、测八字、算星盘，琢磨自身的局限。布鲁姆指出了坡作为“南方人”的属性：相对于积极进取的爱默生，坡的核心意象“我愿是深渊”体现出了“形而上的绝望”，给成长中的美国精神补上了阴郁、消极而贴近古典神话（而不是爱默生、惠特曼制造的那个新大陆神话）的一半。古典神话的核心是人的自我限制，人的挣扎，人的毁灭，所以，“坡的天才是为否定和对立而生，而爱默生式美国的肯定力量则刺激了坡的魔鬼意志，推动了它的形成。”

  他的论断立刻让人想去翻阅书中关于福克纳、尤多拉·韦尔蒂、弗兰纳丽·奥康纳等美国南方作家的论述：他们是不是踏着坡的路在走呢？尽管他给福克纳的篇幅只有正反面两页，但布鲁姆提出，福克纳的小说“有很强的哥特文学特点”，鬼气森森，恶意四伏，不过他“拒绝接受任何有关人性被多重因素所决定的观点”，只因《烧马棚》这篇布鲁姆眼里的绝妙故事以主角离家一去不返作为结束。

  而奥康纳和韦尔蒂，她们虽非“大师”，却似乎更让布鲁姆觉得亲切。两个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奥康纳决意将人间的恐怖推进到一个巅峰，而韦尔蒂“计划做个和蔼可亲的作家，但这个计划却是马克·吐温那种更迫切的绝望的微妙翻版。”有时候，布鲁姆的洞察让人有点毛骨悚然：他的感觉太敏锐，枝节伸展联络得太过广大，而且读他的分析，你会感到作家都没了秘密可言，连潜意识里的恐惧都被挖了出来——要知道，布鲁姆本来就是以研究“影响的焦虑”出名的。

  他最推崇、在书中不时提到的罗伯特·佩恩·沃伦也是美国南方文学伟大的代表人物，但当我满以为他会就南方文学的地域—心理特征大谈特谈一阵时，他却转向另外一种思想资源：他分辨出了韦尔蒂与奥康纳作品里体现出诺斯替主义的一面。诺斯替，早期基督教的异端派别，信奉“人的创造和堕落是同样的事”，它的救赎中没有基督降临一说，因此被布鲁姆用来命名奥康纳和韦尔蒂小说中的“异端邪说”趣味，依据这种趣味，浮沉世上的人们根本就是没有任何希望可言的。作为批评家的布鲁姆，不去褒贬此种看法的是非，但在鉴赏作家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审美、信念、性情、个人记忆等等——之中感觉到个人价值的满足。

  卡夫卡

  刚刚循着埃德加·爱伦·坡摸索过来，转眼间，我又被一再出现的关于诺斯替的论说带去了另一处：远离美国，去捷克找卡夫卡，去俄罗斯找巴别尔。巴别尔的小说表现暴力，用反讽的语调书写人与人的互相杀戮，谁都难逃一死；而卡夫卡就像是“文学诺斯替”的开山之人，对一切希望都作一票否决，他描绘的是堕落之路上的风景，以及挣扎求生者是如何在途中一点点湮灭的。除此之外，布鲁姆还提到了卡夫卡所受的“卡巴拉”这一犹太秘教的影响，它加入到诺斯替主义里，增加了卡夫卡的独特性。

  卡夫卡和巴别尔都是犹太人，他们给“西方正典”注入了带有自己民族特点的要素，而他们又跟其他“死白男”共享着某些思想来源，这种共同和交叉可能都是批评家的制造。布鲁姆每一本类似的批评著作都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影响之树，而借助作家作品之间的对比、联络，他在别人的原作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版本”，一个经过深度分析阐释之后形成的正典空间。

  19世纪的美国，埃德加·爱伦·坡和爱默生是一明一暗、一进一退、一北一南的对头，坡写出了极具美学魅惑的诗以及主要仅有文学史价值的哥特故事，爱默生留下了激昂的精神遗产，但他进步主义的散文写得的枯燥无味。站在上帝视角的哈罗德·布鲁姆看透了两者各自有价值的一面，又用这些价值去寻找其他作家身上的闪光点和不足，但归根结蒂，他是在宣扬阅读的快乐，被好作品所打动的快乐。“被打动”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主动的自我发现。如果说《短篇小说家与作品》以坡为核心人物之一，那么爱默生是布鲁姆标榜正典阅读的最大靠山：爱默生所说的“读者的崇高”是他所有工作合法性的来源。我们要读他人的书，因为“他人的写作或言语中感动我们的东西，必是我们自己之内最古老的东西……我们自己之内的上帝。”

  《短篇小说家与作品》 ［美］哈罗德·布鲁姆 著 童燕萍 译 译林出版社 2016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