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夫妇逝世50周年：“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

  傅雷与夫人朱梅馥。

  傅雷夫妇位于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的旧居。

  编者按

  今年是傅雷夫妇逝世50周年。1966年9月3日，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在上海的寓所里双双自尽。近日，作家陈丹燕写下这篇文章， 记录她于今年5月意大利壮旅途中重读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并于8月探访傅雷夫妇安定坊故居之后的所见所想，传达对傅雷夫妇的哀悼与纪念。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

  许多读过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都能背诵这句话，我只是前赴后继的千万者之一。它在我成为作家的时候，也成为我自己词语库中重要的支点，类似房梁那样的必要。

  而后，少年时代我读到了巴尔扎克，青年时代我读到了《艺术哲学》， 慢慢地，我知道这都是傅雷遗下的恩泽。说起来，我就是个欧洲小说爱好者，一读到小说，就忘记自己大半生以来的作家训练，返回到沉浸在故事里的小说读者本真。我总是最记得细节，很记得故事，比较记得作者，最后才记住译者。但一旦记得，便永不会忘记。当我知道傅雷这个人的同时，就知道他的自尽，知道他吊死在自家阳台落地窗的横梁上。

  而他从前的一张私人的照片上，他正坐在那张藤椅上吸一支雪茄。那正是他翻译《艺术哲学》的时候。在他死去五十年后的那一年，我带着他的《艺术哲学》中的一章，做意大利壮游之旅。按照书中指引，一直走到乌尔比诺的宫殿里。五十年过去了，他还在用他的狼毫小楷笔，指引着我地理上的方向。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与香港翻译家协会会长金圣华教授相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句子，代表了中文翻译家们至高的追求。那是罗曼·罗兰的气势，克利斯朵夫故事的精神，以及雅致而铿锵的中文传达，“字字都可以立住”，这是傅雷翻译时的准则。在我，这句话则是一部小说仰天长啸式的开头。我记得金教授扬起她椭圆的脸庞，轻轻朗诵这句话，她双手里捧着一本翻译家协会编的书，《江声浩荡忆傅雷》，那本书厚得不寻常，特别是在香港。她准备要送给我。那天傍晚，我们在中环的上海总会里闲话。走廊里有张萧芳芳的剧照，她离开上海前，家里也借宋淇家的房子住，是傅雷家安定坊的邻居。

  江声浩荡，但我们未必听得清它在咆哮些什么，它只是震撼了我们的心。

  “没有傅雷，

  就没有壮游意大利的我”

  2016年的5月，我去意大利做欧洲知识分子16世纪开始的意大利壮旅。这个著名的旅行路线在16世纪到20世纪的四百年里，吸引了众多的作家和艺术家。歌德的《浮士德》，果戈理的《死魂灵》，莎士比亚的十三部重要的剧本，狄更斯的《双城记》的结构，都与他们这次旅行相关。

  曾响彻欧洲知识分子心灵的意大利壮游，在1855年英国人托马斯·库克建立旅行社后走向衰微，停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一百年后，我得以重拾壮旅，跟随四百年来层层叠叠的作家足迹，再往文艺复兴的摇篮托斯卡纳。我的想法，是要按照有中文译本的欧洲作家路线制定自己的路线。在我的壮旅里，不光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还有那些络绎不绝前往意大利，并由此盼望能死在意大利的作家们，不光有我自己的阅读历史回望与重读，还有那些将那些伟大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翻译家们。对一个东方长大的作家来说，这才是一条完整的壮游线。

  通常我旅行时只带几本书，但这次我带去了一箱书。那些都是我年轻时读过的欧洲名著，创造它们的人都是做过意大利壮旅的作家，都是从前的版本。

  从阿雷佐到泼皮城堡的一路上，我慢慢重读《艺术哲学》中，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绘画这一章。我住在凡勒纳修道院里，修道院八点三刻就关大门，也没有网络，所以有了寂静漫长的读书夜。单人床，窄书桌。修道院建在高高的山崖上，四下一望，皆为意大利最甜美的山丘，树林里5月盛开着成片的白丁香。米开朗琪罗就出生在不远处的另一座山丘上。再往前去，便是达·芬奇的出生地，然后，是乔托的出生地，彼得拉克的出生地，然后，是薄迦丘去世的地方。文艺复兴巨人们的家乡就这样梦幻般地环绕着我的修道院客人房。有一夜，我突然想到，《艺术哲学》的译者傅雷，一生都没有到过丹纳写书的地方。

  我出生的那一年，他的厄运正好开始。在我开始学习认字的那一年，他弃世而去。而我一直到最近的一个旅行，还在受他工作的恩惠。按照丹纳的地理决定论，我来此准备写作，用地理阅读的方式，写作自己的欧洲地理阅读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在此之前，用了差不多十二年的时间，准备了《尤利西斯》和《哈扎尔辞典》的地理阅读笔记。直到2016年，整理那一箱子带去意大利的书，我才知道，丹纳和傅雷将带我去意大利，那是我的第三本地理阅读笔记。没有《艺术哲学》， 大概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壮游吧。

  在乌尔比诺宫殿里，我在文艺复兴时代的铸铁玻璃长窗前坐下，就像拉斐尔和瓦萨里画过的女人那样。我有时望望窗下阳光灿烂的广场和远处蓝色的山脉，大多数时间是在读《艺术哲学》里记载的乌尔比诺宫殿逸事。

  只是，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傅雷甚至都没等到《艺术哲学》的出版。他离开五十年了。而今我在优美的亚平宁山区的丘陵上，在地理上重温着当年他笔下译出的世界，对不通法文的我来说，没有傅雷，就没有丹纳，没有我精神上的维他命，就没有我这样一个今日可以做意大利壮游的作家。

  6月，我完成了自己第一次意大利壮旅。回到上海后，将《艺术哲学》放回书架。

  “去了安定坊，才算真的

  从托斯卡纳回来了”

  8月，和我的摄影师在渥热的下午去了安定坊，傅雷夫妇自尽之处。我是为我的托斯卡纳之旅去的。看过那些灿烂的光影，我要去看看他天光黯淡如深井的译文处。对我来说这才是完整的旅行。这样，我才算真的从托斯卡纳回来了。

  安定坊的下午非常安静。我却依稀记起了童年中那个8月。满街响亮的知了叫声和透过肥大的法国梧桐树叶撒向马路青绿色的阳光，还有夏天街道上烧书的火堆与大电喇叭里传出的铿锵歌声。我幼时住的街区有些官员的家庭，入夜哪家灯火通明，就一定是在抄家。我自己家也被抄了，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门窗也都大敞，好像被强奸了一样。家里的书被烧了，家里公家租的家具一夜之间被全部收回，我们全家都睡在地板上。我想起来那时一醒来就能看到沙发在地板上留下的印子，那块地方比裸露的地板要深些，也许是蜡托没散开蜡的缘故。小孩子不懂事，突然和全家一起睡觉，夜里醒来就能看到父亲在黑暗中一红一暗的香烟头，心里还觉得新鲜得很，却看不见父母脸上那被人踩过一脚的惊恸。

  那一年，我丈夫也还是个孩子。从他家后弄堂穿到江苏路，出来就是安定坊。他记得从他家住的宏业花园到安定坊，差不多每栋小洋房里都在抄家，他家那一栋一共住了三家人，一户小资本家，一户黄埔军校毕业的妇产科医生，还有他家，爸爸是上海地下党出身的中学校长，他们三家也都被抄了。

  岐山村那一带上海本土的文化家庭多，大约有五百多户。五十年前的8月底，我后来的大学老师施蛰存在黄昏的余暑中，从一片抄家混乱中的岐山村，无声无息踱到安定坊，他过来看看老朋友傅雷。只见他家外墙被大字报糊满，早已遍体伤痕，酷暑里门窗紧闭，鸦雀无声。

  五十年后，傅雷故居黑色大铁门紧闭，仍旧鸦雀无声。从门缝里望过去，能看见靠近当年傅雷书斋的那扇窄窗紧闭着，在他写字桌左手边的窗子也紧闭着。傅敏当年为叶永烈画过一张家中的平面图，傅雷在1960年代，在出版无望、健康垮塌的绝望里，翻译完成《艺术哲学》和《幻灭》。那张翻译了这两部著作的桌子就放在两扇窗之间的地方。那张桌子远远对着阳台门，那里正是他们夫妇上吊自尽的地方。隔着小格子钢窗，就是他家的花园。他们将头伸进绳索时，能看到夏日的院子里，他们夫妇培育的五十种不同的玫瑰花已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全部捣毁了。

  那是个一片狼藉，花瓣撒了遍地的院子。待我见到这个院子时，里面只有一方平淡无奇的草地，没有一朵玫瑰。在傅雷家留下的照片里，依稀见到过那些玫瑰花活着的样子。还有傅雷夫妇宁静得好像鼹鼠般的脸。

  那天我们走进弄堂的时候还有阳光，转眼，阳光就变得玄黄而含糊了。

  我的摄影师对这条弄堂很熟悉，十多年前，她的香港朋友买下了安定坊15号底楼。她一直都怀疑傅雷家不是住在5号，而是住在15号。因为在那里出现过一些奇怪的事。

  在下雨天的黄昏或者傍晚，她的朋友，不只一个，都在底楼客堂前的落地钢窗前，见到过一个老年人，有时是一对老夫妇对坐在椅子上。只要一开灯，他们就不见了。最后，连从无锡雇来的司机都看见了。她的朋友们私下里都在传说，这里就是傅雷夫妇自尽的地方，他们冤魂未散。

  “塑造我精神家园的人，

  还在这里”

  我们从大门紧闭的5号走到弄堂深处，15号的院门敞开着。阳台被扩出来了，成了平淡无奇的办公室，年轻女子端坐在电脑前啪哒啪哒打着字。我的摄影师东张西望，只说变得不认识了。

  这里有人能背诵“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么。这里还有人在落雨昏沉的天色里见到过一对老夫妻的亡灵显露出来，并徊惶不去么。五十年过去了，这里还有人记得傅雷夫妇的面容么，他们的朋友们都已弃世而去，钱锺书，周煦良，柯灵，施蛰存。最后一个是杨绛，今年6月去世，活过一百岁。然而，他们渐渐变成了传说。

  从15号退出来，我们慢慢沿着5号的院子围墙走了一圈，我只想看一眼阳台的正面。

  在《艺术哲学》里，傅雷这样翻译了乌尔比诺宫殿里发生的谈话：“绅士们都通晓希腊文学，历史，哲学，甚至懂得各个流派的哲学。这时妇女们便出来干预，带点儿埋怨的口气要求多谈谈世俗的事；她们不大喜欢听人提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解释他们的那些学究。于是男人们马上回到轻松愉快的题材，说一番娓娓动听的话，补救刚才的博学与玄妙的议论。并且不论题材如何艰深，争论如何热烈，谈话始终保持着高雅优美的风格。他们最注意措词的恰当，语言的纯洁。”

  这是些欢欣的句子，不知傅雷孤独地抄写下它们时，是否心中也非常向往。

  我愿意把自己这个坐在乌尔比诺宫殿窗前的身体，想做是他的，而不是自己的。我愿意自己这双感受着意大利5月阳光的双手也是他的，而不是自己的。

  离开3号的园子，那里曾是傅雷家最初住过的地方。沿着围墙找到一处没有出入口的空地，传说中傅雷家的黑色竹篱笆墙，已换做一道薄薄的砖墙。如今园子里的树又长高了不少，密密遮挡着这个园子。

  我站到了地铁通风口的井沿上，但还是看不清傅雷家阳台的正面。树叶和灌木都很密，好像充满了奇异旺盛的生命力。隐约间只见到傅雷书房的一隅完全笼罩在幽暗而悲伤的光线里。影影绰绰的，好像他们夫妇从那里望着我，从幽深的井里，浮现到水波的白光里，那是一对将双手团在胸前的老夫妇。

  傅雷戴着圆眼镜的脸，不肯将就的嘴唇，悲哀地微笑着的脸颊。有人相信这是张由于营养不良而消瘦的脸吗？在朱梅馥写给傅聪的家信里，能感受到失去经济来源的傅家的困顿。她向儿子要一块黄油。

  那是塑造了我精神家园的人的脸。我喜欢它的脆弱和刚劲，惊骇于它的营养不良。这个因为不肯改名字发表译作而为衣食忧的人，这个1960年代绝无仅有的脱离任何体制，终于为自由付出生命的人，为我翻译了意大利16世纪最风雅宫殿里彻夜不休的，欢快的谈话，在译文中模仿了意大利文优美的尾音。我猜想就是傅聪也难以理解父母在衣食上遭遇的困顿吧。

  这的确是同一个人。

  这是怎样的世界啊。

  我们回到5号的大铁门旁，铁门开了一条缝，我们进去了。

  他们的冤魂原来真的没散去。

  他们赤脚的尸体被抬出来的那扇门，如今它是敞开着的。

  看到屋后的那扇窄窗之内，《艺术哲学》就是在窗内的天光里翻译完成的。最后一夜，傅雷夫妇与他们的保姆也是在这里的窗内度过了最后一夜。然后，他们深夜里，在地上铺了床棉被，上吊自杀。那时，他们已经走投无路。

  几年前傅雷就已经无稿费收入，只有预支的稿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预支稿费也已经停止。他们马上就会面临经济困境。抄家以后，他们连换洗的衣服都被封存，8月酷暑之中，他们这对斯文体面的人，连换洗的内衣都没有了。红卫兵也不会放过他们，像他们的老朋友施蛰存那样当街示众断断免不掉。所以，他们就一起逃到死里去了，在9月2日夜里。

  9月1日，是我作为一年级新生上小学的日子。我记得那个火热的操场上，老师站在前面说，“同学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啦。”一年级的小孩懵懂地听着，心里想着：哦。

  我七岁时，不知道开学的第二天，傅雷就死去了。

  6月我在意大利时，计划了回上海后来探访傅雷故居。那是为了我的意大利壮旅。那时我还是不知道，8月我会在这里遇到他们的冤魂。

  （本文全文发表于澎湃新闻，因报纸版面篇幅，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