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盐铁论》看晚年汉武帝

  对汉代史领域，我并不特别熟悉，故于所谓“制造汉武帝”公案，我原先的重点，只放在司马光是否“重构”了汉武帝的问题，这有关人物的形象建构，属于史学史范畴。近时陆续检毕桓宽的《盐铁论》，想再讨论一下武帝晚年是否改变了政治路线的问题，这有关现实的政治观念与行为，就属于汉代史范畴了。

  辛德勇、杨勇两先生都极力强调，由汉昭帝时盐铁会议（不如说是辩论会）的举行及其内容来看，武帝去世前后并不存在政策转向。辛先生更断言：“在御史大夫桑弘羊和那些文学贤良的话语里，却一点儿也看不到汉武帝在晚年有过大幅度调整其政治取向使之转而‘守文’的迹象。”但我读《盐铁论》的感觉却非如此。

  盐铁会议以当政的“大夫”（桑弘羊）、“丞相史”为一方，以民间儒生“文学”“贤良”为一方，双方所争的焦点，简单说，在于以盐铁专卖为中心的国家干预政策是否应当继续。其时汉武帝去世六年，积威尚在，可以想象，双方都得打着“先帝”的招牌表达政见；当权派固然以继承武帝遗业自居，反对派有霍光在背后撑腰，激烈地反对武帝的旧政策，但言辞之下，也不太敢于正面批评武帝。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且看看反对派到底说过些什么。

  《地广第十六》记录了“文学”的话：“故群臣论或欲田轮台，明主不许，以为先救近，务及时本业也。故下诏曰：‘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公卿宜承意，请减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这当然是指汉武帝否决屯田轮台一事了。从上下文看，至少在儒家反对派看来，武帝下轮台诏，就意味着转而采取宽松的社会经济政策，绝非仅限于军事领域；所谓“公卿宜承意”，等于说“公卿未承意”，想来是暗斥桑弘羊等当政者不执行汉武帝的遗志吧。

  再看《国疾第二十八》，这次是“贤良”的发言：“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胜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适，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夏兰之属妄捕，王温舒之徒妄杀。残吏萌起，扰乱良民。当此之时，百姓不保其首领，豪富莫必其族姓。圣主觉焉，乃刑戮充等，诛灭残贼，以杀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责。然居民肆然复安。然其祸累世不复，疮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残贼之政，而强宰尚有强夺之心。大臣擅权而断击，豪猾多党而侵陵。”这可算是对汉武帝去世前后政治经济状况一个相当明晰的概述了。其种种具体的制度和人事，我们不必细究，但要特别关注江充——他正是执行汉武帝“深酷用法”之策的急先锋。江充被处死在公元前91年，武帝下轮台诏在前89年，武帝去世在前87年，那么，此处所说的“圣主觉焉，乃刑戮充等……”不也是汉武帝晚年改弦易辙的一个明确记录吗？“圣主觉焉”的修辞，性质跟《汉书·西域传》“岂非仁圣之所悔哉”也是一样的，一谓“觉”，一谓“悔”，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而由“居民肆然复安”一句，又可见武帝调整政策，其效果并非无迹可寻；只是武帝未久即辞世，幼子继位，政局仓皇，因盐铁制度得志的官僚集团仍把持朝政，此即所谓“百官尚有残贼之政，而强宰尚有强夺之心”是也。在此波谲云诡之际，经济社会政策多因循未改，也就不难理解了。

  还有《西域第四十六》，“文学”论及武帝对外征伐时说：“当此之时，将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师旅相望，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后遣上大夫衣绣衣以兴击之。当此时，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东豪杰颇有异心。赖先帝圣灵斐然。其咎皆在于欲毕匈奴而远几也。”其中“赖先帝圣灵斐然”一句，言似未尽，戛然而止，显得相当突兀；或许也跟“圣主觉焉”意思差不多，是在暗示汉武帝自悔其横征暴敛，只是不愿挑明罢了。

  作为盐铁会议的档案综录，《盐铁论》相当贴近汉武帝晚年之时，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再联系西汉后期刘向《新序·善谋下》“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曰……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这是辛德勇先生提供的史料）那些话，我以为，可以肯定地说：汉武帝晚年改变政治路线之举，可算文献有徵，即便将文献年代限定在西汉，也仍有史料支持；班固在《汉书》里形容汉武帝“深陈既往之悔”云云，未必没有夸大，但其言由来有自，殊非“径随己意构建历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