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在印度的历史中消失了

  ■早报专访《罂粟海》作者、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

  阿米塔夫·高希

  《在古老的土地上》

  《罂粟海》

  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受邀参加了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并在参加书展期间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阿米塔夫·高希是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受邀作家，高希也是目前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印度英语作家之一。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读他的作品或许会感到莫名的亲切，因为他享有盛誉的“朱鹭号”三部曲《罂粟海》《烟河》《火海》讲述的是鸦片战争的故事。小说《罂粟海》《烟河》之前都已经翻译成中文，而此次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达12世纪的埃及之旅》是他24年前的作品。

  在上海书展期间，阿米塔夫·高希参加了一系列文学对谈活动。8月20日，高希在思南文学之家的活动上特别指出，19世纪印度在英国侵略中国一系列战争中的角色，“印度史很大一部分是在亚洲发生的，而如果我们理解印度的话，就不能绕开19世纪中印的贸易，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比如像印度的士兵也参与过鸦片战争，也参与镇压义和团的很多战争，我们要把这些都连在一起去看待，最后理解印度。”

  高希在上海书展期间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在专访中，高希对早报记者表示，他为印度人对中国所知甚少感到震惊，同时也为两国文化和文学界不那么密切的交流感到遗憾。在思南文学之家活动上，他也强调：“像中印之间，它们在历史上有过深层的对话，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对话历史。哪怕在一个历史上看上去非常不相干、遥远的地缘位置，它们之间都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深层对话。”

  鸦片战争对于当代东亚

  的形成发生了重要影响

  早报记者：在你的“朱鹭号”三部曲中，你揭示了一段有趣的历史，即印度深入地卷入了鸦片战争，但今天的印度人似乎早已将这段历史遗忘了，为什么呢？

  高希：首先，这是一场发生在海外的战争，它没有直接影响到印度，尽管它确实对印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间接影响。

  此外，当年那些参与了战争的士兵他们没有和其他印度人交流的渠道。而且还有一点，不论对于印度人，还是对于英国人来说，这都是一段很耻辱的历史，所以今天的人们不怎么谈到它，它已经完全从历史记忆中消失了。

  早报记者：但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认为随着中国国力上升，鸦片战争这段满载羞辱和创伤的记忆也就没那么重要了，您怎么看？

  高希：是的，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人还那么在意这段历史。但是鸦片战争对于世界历史、对于当代东亚的形成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早报记者：你曾经说过，很多小说都太有局限性了，“我想让我的作品都填满所有真实世界的元素”，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类充满大量细节描写的、全景式的写作会不会对阅读造成一定的障碍？

  高希：很可能。当然，我在写之前，不会考虑今天的读者会喜欢读什么，我只关心我想读什么，我想写什么。今天的读者可能喜欢读帝国、超级英雄之类的，我当然不想写这些。

  说到细节，我写的是19世纪，那是一个非常世界主义化的阶段。比如在广州，当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那个城市不是完全中国，也不是完全欧洲的，也不是完全印度，它有自己的独特性。但那个世界已经失落了，没有人再记得。所以我得一砖一瓦地重建那个世界。

  19世纪的英语词汇

  很多来自亚洲

  早报记者：人类学、历史学的背景如何影响你的小说创作？

  高希：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但其实我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对于我来说，这些不同的身份不是存在我脑中不同的区域的，一部分是历史学，一部分是记者，一部分是人类学，我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些背景的作用。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就是我有这些工具，我知道怎样去做研究。

  早报记者：你的小说里的人物会说各个地方的语言，广东话、马来语、印度语、英语、孟加拉语等，你怎样做到在小说里如此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么丰富多元的语言？

  高希：这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困难的。我描写的那个世界本身是一个语言非常多元化的世界，你无法想象当时有那么多广东人是会说英文的。而且，当时的人们还创造了交易专用的语言，而且这些交易的语言最后变成了正式的语言。我想去呈现当时这种语言的丰富性、多样性。

  当然，这是一本用英文写的小说，我的方法是用不同类型的英语来写，水手的英语，英国人在印度人说的那种英语，中国人说的英语。重现这样一个多元语言的生态确实是一个挑战。

  而且我特别想说，如果你去看19世纪的英语，它里面有很多词汇来自亚洲的词语。而这种英语曾经有的丰富性已经消失了。在我书写的那个年代，要比《牛津大词典》还早。大词典是1880年代，英语的书写此后越来越标准化。而有了大词典之后，很多我提到的这些外来词都被剔除出去了。所以这也是英语的一个矛盾，随着它越来越霸权，越来越流行，它的丰富性却越来越小。

  印度人对中国所知甚少

  早报记者：现代的印度和中国就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除了一些模糊的印象，西方媒体上最热衷的是关于中印经济比较的讨论，大部分中国人对印度知之甚少，印度人对中国是不是也这样？

  高希：完全正确。让人震惊的是，印度人对中国一无所知。不要说一般印度人，在我写《罂粟海》之前，我对中国也所知甚少。我写《罂粟海》的一个发现是，即便在18、19世纪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有那么深的联系，但民间完全没有任何对于中国的认识，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这是非常让我感到惊讶的。

  印度人对西亚非常了解，对东南亚也很了解，但中国是一大片陌生地带。印度和中国有这么长的国境线。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非同寻常的，两个拥有这么长国境线的国家会对彼此如此无知。即便德国和法国过去老打仗，但两国人民互相非常了解。甚至德国和俄国都没有共享的国境线，他们彼此之间也很了解。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印度每年都举办很多大大小小的文学节，但很少见到中国作家的身影。

  早报记者：对这种彼此的无知，你有什么解释吗？

  高希：我没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我只能说，在19世纪，中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高度中介化的关系，是以西方为中介的，这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

  早报记者：尽管中国公众普遍对印度缺乏了解，但是在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分子对印度思想、印度思想家（查特吉、阿帕杜莱、南迪等）的兴趣却越来越浓。为什么当代印度思想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高希：的确，这一代印度知识分子确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论是政治科学、文学还是人类学。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这些印度思想家创造了很多非西方理论、思想资源的一群人，他们开创了有别于西方的话语空间。

  作为小说家参与电影节

  评审：评委间会抱团

  早报记者：你曾经担任过洛迦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作为一个小说家，你会从哪些方面去评定一部电影？

  高希：非常难。这些国际电影节的一个大秘密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发现大部分参展的电影都很糟糕。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你要密集地看几十部电影。有的电影你喜欢，别的评委不喜欢。然后有了一个入选名单之后，大家就会又开始争论。这也是一个政治意味很浓的过程，评委会抱团，也会有很多内部操作的东西。

  早报记者：从电影节评审过程中你获得了什么？

  高希：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电影的世界跟我熟悉的文学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电影的世界要更光彩夺目、更丰富。

  早报记者：你最近有看什么有意思的电影吗？

  高希：我要承认，近些年我很少看电影了。过去，我看很多电影。在1970、1980年代，那时我对电影的兴趣非常大，那时觉得电影是所有文化里最前沿最先锋的。那时，看到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俄国、日本、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的电影，你会非常兴奋。

  现在电影很难给我这种兴奋感了，因为现在大部分电影都是大制作，越来越陈词滥调。好莱坞越来越霸权，很少有独立电影能在世界各地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