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我把旅行当成一个学习的过程

  ■陈丹燕的文学地理阅读之旅：从《尤利西斯》的爱尔兰到《哈扎尔辞典》的塞尔维亚

  陈丹燕说，她后来在帕维奇的床上真的睡着了。

  脱胎于《尤利西斯》的“布鲁姆日”已成为爱尔兰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 《驰想日》书封

  ▲ 《捕梦之乡》书封

  在作家陈丹燕看来，欧洲小说金字塔尖上有两部小说：《尤利西斯》和《哈扎尔辞典》。“《尤》诞生在爱尔兰独立运动中，《哈》诞生在南斯拉夫解体阴影渐渐逼近的岁月，它们都带着强烈历史地理痕迹。 ”

  陈丹燕带上这两本小说数次前往爱尔兰和塞尔维亚，走进小说的梦幻世界里。在今年上海书展，陈丹燕为她的“旅行文学书系”带来了两本新书：《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和《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在书展期间，陈丹燕接受早报记者专访谈她的两本新书。

  她的地理阅读

  需要更漫长的时间

  陈丹燕是1977级中文系学生。在8月20日的上海作协活动中，陈丹燕说：“对于我来讲，《尤利西斯》像天书和制高点一样。如果中文系的学生喜欢看欧洲小说，但是从来都没有读完过《尤利西斯》，那简直就是你的耻辱。所以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真的是读完《尤利西斯》。但当我第一次翻过《尤利西斯》的最后一页，我一点都不认为自己看懂了，也不认为自己读完了，我只是翻完了而已。”

  “所以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去爱尔兰看这本书。”在陈丹燕看来，地理阅读能让读者多一维空间，让书在心里面发酵。“因为《尤利西斯》里有很多关于气味、食物、光线描写，人在那个地理位置上可以找到。如果找到了，坐在相同的光线下，听爱尔兰人带一点口音的英文，就会觉得这可能会对我的阅读有帮助。”

  于是，从2004年开始到2013年，陈丹燕在都柏林发现地理阅读的可能性，然后在爱尔兰各地摸索自己合适的地理阅读方式：一路走，一路读《尤利西斯》，然后回来写读书笔记。再去，再看，再写。年复一年。和许多人不同的是，陈丹燕的记录不是随行的，地理阅读需要更漫长的时间。

  “第一次爱尔兰之旅是在2004年的时候。回来我再看看那个书，想想下一次旅行大概要再走什么地方，找一个时间再去，回来时再看看还有什么没看懂的地方，或者是我想要跟书对照起来看的地方。”

  也因此，这本仅有十万多字的《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前后让陈丹燕去了4次爱尔兰，写了3年，共耗时9年。而后来的《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也让她去了3次塞尔维亚，共花了4年的时间。

  她眼中的世界主义者

  乔伊斯是仁慈的

  6月16日是一年一度的“布鲁姆日”，是为纪念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创设的一个节日。2013年的这一天，陈丹燕跟了大约20小时的布鲁姆日，无论是扮成书里人物的漫游者，还是快到午夜时各家酒吧的歌声四溢，一切都让她印象深刻。

  尤其吸引陈丹燕注意的是，那些做布鲁姆日漫游的人很多都有美国口音。“实际上，确实有很多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现在在爱尔兰本土，哪怕就是研究凯尔特语，坚持爱尔兰文化的人也很少。”在20日的活动中，乔学专家、翻译家戴从容说，她曾经在乔伊斯父亲的家乡专门找了研究乔伊斯的学者，“我说你会说爱尔兰语吗？他们都说不会，他们只会说英文。”

  “因为在乔伊斯的那个时代，乔伊斯是不跟着爱尔兰文艺复兴走的。他是个世界主义者，他用更人性的眼光来看都柏林。”在读《尤利西斯》时，戴从容一开始也在问，为什么应该是爱尔兰人的主人公布鲁姆结果被弄成一个犹太人，对应的是古希腊的故事？“实际上，乔伊斯认为我们所有的文化、生活是相通的。”

  陈丹燕把乔伊斯和鲁迅进行比较。“我觉得乔伊斯比鲁迅聪明的地方是他在爱尔兰文艺复兴的时候，他离开本土。他如果不离开本土，他就一定会被拉着做文艺复兴。乔伊斯说我走，我去法国，我情愿当一个英语老师，也不愿在爱尔兰待着，所以他才有能力和时间把这个《尤利西斯》写出来。在这一点上，他比当时那些参加爱尔兰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和作家为世界和爱尔兰带来更大的贡献。”

  “我就想，如果鲁迅那时候不要在上海待着，就跑去日本镰仓好好住着，把《阿Q正传》写长那就好了，但是他天天和林语堂吵架。”

  陈丹燕感慨说，她慢慢年纪大了，不太喜欢非常澎湃的激情。“对于民族复兴，激情其实不怎么管用，真正管用的是《尤利西斯》，现在大家都会跑去都柏林好好看。”

  “乔伊斯把布鲁姆作为犹太人，其实我认为他的隐喻就是爱尔兰人像犹太人一样是没有家园的，因为家园已经因果化了。但是并不是失去了地理上的故乡这个民族就不可以生存。就像犹太人漂泊各地可以生存一样，爱尔兰人如果没有争取到一个地理上的故乡，也是可以靠他的精神生存的。我觉得这也是乔伊斯非常仁慈的地方，真正仁慈的作家是不回避人类的弱点的。”

  她眼中的塞尔维亚

  坚强里有享乐主义

  2014年，陈丹燕又走进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走进帕维奇家中。她看到了他写下晚期作品的书桌，1999年只有一句“三月，轰炸开始了”的薄本子，也看到了帕维奇写《哈扎尔辞典》时用过的笔记本，那上面有各种段落短句、缩写涂鸦和像普希金般的侧面自画像。

  陈丹燕突然冒出了一个狂热的想法：她想在帕维奇每天做梦的时辰，到他生产过无数梦境的床上睡上一觉。这个念头“不安分”了一年，到2015年陈丹燕再访贝尔格莱德时终于被宣之于口。而面对一个陌生人的过分请求，帕夫人竟同意了。

  帕夫人告诉陈丹燕，帕维奇从小就多梦，他醒来后也都记得那些梦。他们夫妇的下午常常是由帕维奇躺在枕上复述刚得的梦作为开始。而且帕维奇从来都是把十二小时算做一天，所以每到中午就该睡上一觉。“那天我到他家里时，正好是中午，正好是帕维奇生前该上床睡觉的时候。”

  “我还提了一个更过分的要求。”陈丹燕告诉早报记者，她一直很想听塞尔维亚语版《哈扎尔辞典》，便拜托帕维奇夫人在外面起居室那台帕维奇写《哈扎尔辞典》的巴洛克小书桌前，手里捏着帕维奇留下的烟斗，用塞尔维亚语朗读着《哈扎尔辞典》。而她真的也在帕维奇的床上睡着了。

  其实在出发之前，陈丹燕一度以为塞尔维亚是遥远又陌生的。她的母亲也反复问她：“塞尔维亚安全吗”、“那不是一个有很多地雷的地方吗”？

  如果不是因为《哈扎尔辞典》，陈丹燕或许一辈子对塞尔维亚的印象就只是炮火连天。陈丹燕向早报记者坦言：“塞尔维亚真不算我去得多的地方。我去过德国14次，去塞尔维亚只有3次。但我好像更挂念我去过的动荡的、不太平的国家。在这个国家起伏得特厉害的时候，你会有同情和担心。就像和朋友的关系一样。”

  “我对塞尔维亚人的感受是——他们有一种我非常钦佩的乐观。中国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是比起塞尔维亚，中国幸福多了。他们光是贝尔格莱德这一个城市，就经历了40次毁灭性的轰炸。他们好像习惯和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相处，但不是用那种悲苦的方式相处。该唱歌的时候唱歌，该跳舞的时候跳舞。”

  1999年塞尔维亚被美军战机轰炸，中心广场上的反战音乐会彻夜不停地持续了78天。陈丹燕告诉早报记者：“访问时我还问他们，你们唱什么歌，是不是歌唱祖国？他们说都是普通歌曲啊，爱情歌曲、披头士和滚石。”

  而当美军扬言要炸毁贝尔格莱德大桥时，贝尔格莱德市民穿上印着靶心标志的统一T恤，拖家带口，甚至抱着才周岁的孩子死死站在桥上，最后救下了这座桥。“你说他们没心没肺吧，他们敢把自己的小孩当成人质。他们面对着这种天天被轰炸的命运，谁都不知道哪天才会消停的命运，依然唱歌、跳舞、喝啤酒。”

  “那年夏天要来时，他们按习惯要漆栏杆，就在反战音乐会上拉一个大标语说‘你要炸我吗？不炸我们要漆栏杆了’。”她向早报记者感慨道，塞尔维亚人有一种特别的坚韧和及时行乐的特点，“我们说坚强往往是苦挣苦熬，打落牙齿和血吞。他们不是，他们的坚强中有一种享乐主义。”

  旅行是为了学习

  学习会让她更爱一个民族

  对于旅行本身，陈丹燕向早报记者表示那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就像刷牙一样。“有的人专门去住五星级酒店，我觉得没什么问题，那是他的需求。旅行就是要找日常生活中没有的东西，所以你才去的。而穷游的人可能是想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独立生存的能力。不同的旅行观点不需要相互抨击，没有什么对不对的。”

  陈丹燕告诉早报记者，她一直想去科索沃，因为科索沃是看东正教湿壁画很重要的地方。“可因为中国和科索沃没有外交关系，我拿不到签证。那就有人说可以以联合国红十字会人员的身份进去。我就说不管把我当成什么身份都可以，送我去就好。”

  不担心安全问题吗？陈丹燕回答说：“我不相信有那么不安全。也许会不安全，但不会那么不安全。有些非常好的湿壁画是在科索沃的修道院里。我已经看了80%（湿壁画）了，还有20%没看我心里不舒服。”

  “我自己一直把旅行当成一个学习的过程。”就像在意大利，她会找铜版画老师上课；在爱尔兰，她会请民俗学专家陪她走一段，告诉她凯尔特人的神话传说；在塞尔维亚看东正教湿壁画时，还有一位向导连续13天每天早晨40分钟讲解历史背景，晚上一个半小时答疑。

  陈丹燕认为中国人从前有很好的记游诗歌，比如白居易、辛弃疾、苏东坡，只是后来中国人就慢慢失去了行游的传统。“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陈丹燕告诉早报记者，“买东西”和“在著名景点拍照”不是她的兴趣所在，“你只有了解当地的手艺，你才能了解当地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而每次学完一个东西，你就会更爱这个民族。”